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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蝸藤 | 分析】東亞歷史與既有秩序應受尊重 ——兼駁鄭永年的《如何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

黎蝸藤

Written by 黎蝸藤 on 2016/06/08.

Edited by Glocal Reporter on 2016/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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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爭端近十年逐步加劇。nytimes.com 資料圖片。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鄭永年教授最近因爲批評中國知識分子,被駁“站著說話不腰痛”,而成爲熱議。而他最新的一篇關於東亞和平問題的文章則引起我的注意。由於長年研究南海和釣魚島問題,我覺得自己有資格在這個問題上貢獻一些意見。

鄭文的中心思想很簡單,也很大陸化。他首先讚美了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雖然承認它是不平等的,但又把東亞[1]的長期和平歸功於朝貢體系;進而認爲,將來東亞的和平也要由以中國為中心,回復到“自然”的狀態。在他的筆下,東亞從2009年之前的穩定,變成現在的火藥桶東亞不穩定的原因,完全在於其他國家沒有接受中國崛起和“自然”地回復應有狀態。他把中國在亞洲的擴張視爲理所當然,而把其他國家對中國武力改變現狀的反彈,不是貶斥為美國挑唆,就是小國一己私利。總之,錯的都是外國,對的全是中國。

作爲一個在外國的學者,不受條條框框限制,本來有機會也應該跳出中國中心的思維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問題,可惜鄭永年卻顯得比中國官方更官方,這是十分遺憾的。

被誇大的中國中心論

鄭的論點很大程度上基於不正確的歷史詮釋,尤其是對“朝貢體系”的誤讀以及對中國在東亞歷史上的作用的誇大。

中國“朝貢體系”的“優越性”在西方學者中也有系統的論述,以Kang的著作為代表[2]。但在Kang的努力論證中,也只能把朝貢僅局限於“中國文化圈”,即包括中國本部、朝鮮、日本和越南,不包括東南亞。而就算針對中國文化圈的分析也存在問題:中國礙於實力無法攻擊日本(元朝侵略日本被擊退了,後來倒是有倭寇之禍);而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侵略越南,但被越南一一擊敗了,不再侵略是實力使然;真正中國(可能)有能力征服但主動保持和平的朝貢關係的就只有朝鮮[3]。如此結構簡單的國際關係,還存有這麼多的例外,可見這個結論的局限性。

把它應用在東南亞,問題就更大了。東南亞各國(除了越南)並不屬於中國文化圈,而是先屬於印度文化圈,再伊斯蘭化,再被西方殖民。整個區域總體發展過程和中國沒有太直接的關係。東南亞各國和中國所謂的朝貢關係是虛的,實際上是一種其他國家以向中國表示低姿態而換取和中國貿易的手段[4]。鄭永年說“中國犧牲自己作爲一個大國的利益來維持區域秩序”,我不清楚他具體指犧牲了什麼利益,如果是指賞賜品的價值高於朝貢的價值的話,那是“特別有面子”的花錢買虛榮,各取所需,談何犧牲利益?

我猜想,鄭永年可能指中國放棄了對東南亞的侵略,故此說是犧牲大國的利益:“數百年裡,中國沒有產生出類似近代以來西方那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中國周邊那麼多小國,沒有一個成為中國的‘殖民地’。”

若如此又是罔顧歷史。事實上,除了多次從陸地上侵略越南之外,中國歷史上基本不存在侵略東南亞的實力(當然也似乎很少這麽想過)。一提到中國的古代的海上實力,自然又會翻出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鄭和時代的海軍即便有能力攻擊東南亞國家,亦難言必定能征服她們。就在一百多年前,以蒙元的強大,對占城和爪哇的海上入侵也以失敗告終,怎能說鄭和時代的明朝就一定能打下東南亞呢?至於鄭和之後,中國海軍極爲衰弱,沿岸海防尚且不足(以致長期的倭患),更不具備遠征攻打東南亞的能力了。

與此吻合的另一個事實是,歷史上東南亞的和平也不是依靠中國來維持的。中國對東南亞“藩屬”的安全從不過問。既不去調解她們之間的矛盾與戰爭,也不去管她們被外來勢力侵略的事。比如,十六世紀初,馬六甲遭受葡萄牙人侵略,向中國明朝皇帝求援,明朝置之不理,導致馬六甲蘇丹被滅。馬六甲和明朝的關係算是不錯的,連國王都親自到訪過中國。中國對此尚且不聞不問,更不要說其他國家了。倒是西班牙佔領菲律賓後幫助中國擊潰中國海盜林鳳,還被中國感激。總之,在東南亞地區的政治上,中國既沒有能力征服,又沒有承擔過任何“大國責任”,不過是花錢買虛榮心而已。

因此,中國儘管在近代衰落是一個事實,但並沒有像鄭永年所言在東南亞“喪失地緣利益”:中國古代和近代在東南亞本來就沒有什麼地緣利益,何來喪失一說?中國到20世紀初為止,在東南亞的地緣利益都止於海南島。最多勉強算上越南,但1860年代被法國擊敗之前,越南的海軍比中國還強盛,很難説越南是中國的勢力範圍。

所以,所謂朝貢體系維護了東亞和平是一個不成立的理論。它並沒有在東亞的安全體系中起到重要作用。故鄭永年所強調的恢復東亞原先的“中國中心”的秩序是一個偽命題。那是一個想象出來的秩序,而不是真實存在過的秩序。

中國崛起絕不和平

爲了論證“中國中心”的合理性,鄭永年進而強調“中國中心”下的和平。他認爲中國沒有產生“西方那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這裡用了一連串的定語,避而不談中國曾經的對外擴張的罪惡史。這和Kang所犯的錯誤也是一脈相承的。Kang沒有把中國對内亞的侵略算在“朝貢體系”之内,所以“朝貢體系”顯得很和平。

但事實上,中國沒有“西方式的殖民主義”,卻有“東方式的帝國主義”,那就是中國對內亞的侵略和擴張,甚至“留土不留人”的種族滅絕政策[5]。這種侵略擴張和俄羅斯對遠東的侵略毫無差別。中國強調歷史上和“西域”的聯係,但這些聯係和交往並不足以論證西域在18世紀之前就“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西域被納入中國(滿清[6])源於清朝在18世紀的擴張。乾隆命名為新疆,就是新辟疆土之意。中國不認為這種擴張是“殖民主義”,但從很多角度看,其對本土居民的殘酷程度和後果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西方“殖民主義”並沒有在東南亞施行種族滅絕政策;到最後被西方式殖民的民族都可以獨立,而東方式帝國主義下的侵略的土地卻變成“自古以來”的地方。

而在海外,中國唯一有能力擴張的地方就是臺灣。有學者認為,清朝對台灣的兼併,實際上和西方的拓殖殖民主義類似,比如可用英國的北美殖民地作爲類比[7]。這種論點可能有爭議之處,但也不乏道理。事實上,台灣自古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明朝還被稱為“不征之地”,雍正帝形容它“自古未屬中國”。在鄭成功之前,島上除了原住民,可能主要以日本人爲主,《大清一統志》說台灣“屬於日本”。鄭成功驅趕荷蘭人之後才引入大量漢族移民。臺灣在康熙1683年才被兼併入中國,才開始有更多的中國移民拓殖(儘管長時間內清朝限制這種殖民,爲了避免造反)。中國在台灣的拓殖,時間上在荷蘭和西班牙在台灣“殖民”之後,也比英國在北美拓殖(1604年)要晚。漢人拓殖的方式也和西方人相似,通過侵佔原住民的土地而建立漢人的社區。

因此,鄭永年所說的中國維護東亞和平的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中國在歷史上表現出很強的擴張欲望。但作爲一個傳統的陸權國家,擴張主要在陸地而不在海上,這樣確實誤導了一些人。

用脅迫的方式改變現狀是南海的主要矛盾

通過以上對歷史的分析,我們可以下斷論,中國歷史上並非那麼和平,而且歷史上也從沒有在東南亞的安全問題上起作用。既然如此,又何來由中國主導東亞和平的歷史合理性呢?回到當代,審視現狀,到底現在東亞局勢從和平轉變為火藥桶,是否全是外國的錯?鄭永年指責各國缺乏反躬自省,這又是奇談怪論。

首先,我們可以繼續把視線移到最近一百年。在晚清鴉片戰爭前,中國在南海的利益止於海南島。到了20世紀初,才把東沙島和西沙群島納入。而進軍南沙群島,則是在二戰之後的事。在40-70年代,中國(臺灣)在南海並不佔主導地位。越南(南越)和菲律賓一直和臺灣爭奪南沙的主權,臺灣只在太平島上駐軍,越南海軍和菲律賓人也經常在其他島嶼活動。當時各國沒有兵戎相見,主要原因除了兵力差距不大外,還因爲各國都是在南海佔主導地位的美國的盟國,彼此也是友邦,有著“反共”的同一大目標。70年代,各國已經相繼在南沙駐軍,而中國只是在1988年才挺進南沙。在90年代,中國的目標還在於島嶼主權,2009年以降才開始積極追求“管轄南海”。可見,從清末開始,中國在南海的勢力是不斷擴張的。中國的追求不是要回復到“以前的狀態”,而是企圖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現狀”。

可見,現在東亞各國(以及美國)正在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國把勢力插入到南海深處(從地理位置看是東南亞的心臟)。各國對此心存疑慮,憂心仲仲,又有什麽可以不理解的呢?何來“反躬自省”一說?

鄭永年認爲美國戰略誤判,提出“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要挑战美国”,沒有自己版本的門羅主義,沒有想著把美國趕出東亞的願望。中國確實在一些場合是這麽說的,但國際上對於這種説法是中國的真實意圖,還僅是掩蓋真實意圖的修辭手段,存在很大爭議。

在我看來,後者可能更有道理。我們甚至不需要一一審視中國做過什麽,只是仔細推敲中國反復說過什麽就能得出這個結論。中國最早提出“太平洋很大,足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這種説法態度暗示太平洋西岸屬於中國勢力範圍之明顯,連鄭永年所在的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也提出質疑。之後中國又提出“亞洲的安全歸根到底要靠亞洲人民自己維護”,這無法不讓人聯想到美國的門羅主義,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日本二戰時的“大東亞主義”。

中國一直都否認“排擠美國”的解讀,但另一個中國反復強調的聲明卻無疑清晰地表示這一點。中國一直在南海強調雙軌制,即“有關爭議直接由當事國通過友好協商談判尋求和平解決,南海的和平與穩定由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後面一句,豈非就是要排擠美國的最佳證明?要知道,從十九世紀末以來,美國就是維護南海和平與安全的最重要一環,這是歷史形成的,沒有美國的安全保障,東南亞至今可能還在日本的統治下。

從東南亞各國的反應可知,中國門羅主義是不得人心的。理由無他,時代和內容都不同了。美國提出門羅主義時獲得拉美國家的贊同,因爲它阻止了歐洲國家對新獨立的拉美國家的再侵略。就連日本的大東亞主義,也有東南亞被西方殖民這種能蠱惑人心的宣傳。而現在中國門羅主義,唯一的後果就是把東南亞的安全保障美國和其他大國排除在外,剩下中國一強獨霸,這怎麽可能得到東南亞國家的歡迎?

鄭永年又指責區域內小國家“任意挾持美國,隨意挑戰中國”。南海問題上誰先挑釁誰?如果光看最近兩三年,頗有點“雞生蛋蛋生雞”的意味,緊張局勢是螺旋上升的。但如果把目光放在再前幾年,我們看到,2009年開始的一系列象徵意義強烈的事件都是中國改變現狀而引致的。2010年,中國的海監船隻在遠至印尼納土納水域,阻止印尼公務船對中國漁船的執法。同年,中國漁政船開到和馬來西亞控制近30年的彈丸礁與馬國海軍發生18小時的對峙。2011年,中國漁政船跑到遠至南海最西南端的地方割斷越南石油探測船的電纜。類似的事情在以前從未出現。到了2012年,當菲律賓如常在黃岩島內對偷獵的中國漁民執法的時候,中國派出公務船奪取了黃岩島的控制權,徹底改變南海的現狀。這裡之所以說菲律賓是“如常”,是指菲律賓政府最晚從1960年代開始就在黃岩島以及鄰近海域進行反走私和反濫捕的任務;1997年中菲之間出現黃岩島爭議之後,菲律賓仍然控制黃岩島,並進行多次反濫捕的執法工作;菲律賓在2012年之前對黃岩島的實控,連中國的媒體都承認。

誠然,那些地方一直是有爭議的地方。但中國和東盟在2002年簽署《南海各方共同宣言》,核心精神是各方不謀求單方面改變現狀。因此,現狀就是指2002年簽訂宣言時的狀態。儘管宣言在中國堅持下不是一份有強制力的文件,但這是中國的政治承諾。

鄭永年認爲中國以開放和靈活的態度處理主權問題,但中國從沒打算就主權問題的談判,中國的“共同開發”是要各國承認“主權在我”為條件的,擱置爭議並非擱置主權問題。2012年,中國又拒絕菲律賓的談判要求。中國宣傳“領土問題不能談判”,但事實49年後,中國大部分鄰國都進行了領土談判,確定邊界,何來不能談判一說?這樣,中國寄望通過準武力改變現狀,繼而通過各種施壓手段讓東南亞國家接受這種改變。這一切都被國際看在眼裡。如果真的全是域内國家“挑戰中國”,國際上豈會出現像現在一面倒的聲音?

鄭永年又說越南和菲律賓都在美國的鼓勵下挑戰中國。可大家都知道,美國從來沒有在南海領土歸屬問題上站隊,否則1974年中越西沙海戰,1988年中越南沙海戰,以及1995年中菲美濟礁事件,中國焉能如此順利地得到勝利?就在2012年黃岩島事件中,美國堅持中立,公開否認美菲軍事同盟覆蓋黃岩島。否則,中國如何能佔據上風?據稱,黃岩島事件的時候,美國協調中國和菲律賓同意同時撤離黃岩島,解決對峙危機。結果菲律賓撤退了,回頭發現中國公務船還在黃岩島。美國大失顔面之餘,態度才轉向強硬。從傾向“撒手不管”的消極中立,轉變為堅持不允許以脅迫的方式改變現狀的“積極中立”的立場。

種種事實說明,南海(和東海)之所以漸有變為火藥桶的趨勢,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國企圖先把美國排除在外,再逐個收拾不聽話的國家,把南海變成中國湖。其根本矛盾,是中國試圖以武力為後盾通過准武力的方式改變現狀,與其他國家不接受這種行爲之間的矛盾。

核心矛盾九段綫

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以及美日印澳等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最大矛盾,不是南海諸島的領土問題,而是南海的九段綫問題。九段綫把幾乎整個南海都包圍在内。如何認識和釐清九段綫的法律意義,就成爲九段綫問題的關鍵。

有理由相信,九段綫在1947年設立之初,僅是一條“島嶼歸屬綫”,即綫裏面的所有島礁都屬於中國,這是當年中華民國政府爲了對外宣佈“接收”南海諸島的範圍而制定的綫。在政府的討論中,明確過南海各島的領海只有三海里,此外即為公海的立場。在1958年北京政府總理周恩來宣佈中國領海為12海里的時候,也明確了南海諸島和大陸之間存在公海。可見,在這些原始材料中所反映出來的“立法原意”,都説明了中國劃定九段綫只是爲了綫内的島嶼的主權,和最多12海里的領海主權,此外的海域並不視爲中國管轄的海域。

現在中國對九段綫並沒有一個清晰的官方立場,也故意不肯澄清。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中國的目標是要奪取九段綫内所有水域的“管轄權”。中國企圖使用各種無法得到國際承認的“歪理”來論證在國際法上,自己確實擁有這種“管轄權”,其中之一就是把九段綫内水域說成是“歷史性水域”或者享有“歷史性權益”。

一種理論是說中國當年在地圖上畫出了九段綫,各國沒有反對,於是就等同“默認”了中國對九段綫内水域的“管轄權”。這種理論是完全經不起分析的。

首先,正如剛才論述的,把九段綫内水域視爲中國擁有管轄權的水域,並不是當年的“立法原意”;其次,中國直到現在也沒有在九段綫内水域實現“排他性”的“管轄權”,何來歷史性權利?第三,當年菲律賓和越南以及後來的馬來西亞等對南沙和西沙以及黃岩島的主權一直有爭議,並且到現在還實控了一部分島礁,連對綫内的島嶼的主權也不認爲是中國的,又何來“承認”中國對九段綫内水域的“管轄權”一說;第四,中國長期沒有聲明九段綫的意義,臺灣最早提出“歷史性水域”之說在九十年代,一提出的時候就已經遭到美國和越南等的抗議,又何來國際社會“默認”中國“管轄權”一說?可見,如果說各國長期沒有就九段綫提出質疑,那只可能是因爲中國長期沒有公佈九段綫的意義的緣故。第五,如果說在地圖上劃出了一條綫,只要時間足夠長就擁有“歷史性權利”,那麽菲律賓的條約界線,早在1898年就劃出來了,豈非被九段綫早了半個世紀?中國又凴什麽把九段綫畫到條約界線裏面?

各國無法接受中國把九段綫變爲中國的管轄綫。一來,東南亞各國在南海諸島有領土爭端,一旦承認這點,也等於承認南海諸島屬於中國;二來,各國在九段綫内有重要的石油和漁業利益,九段綫在法理上剝奪了他們的這些利益(包括和中國沒有領土糾紛的印尼);三來,南海是世界最繁忙的貨運綫路的必經之地,承認中國的管轄權,也就等於把南海的航行自由交到中國的手中;四來,南海海域還是重要的戰略地區,中國若統治南海,對各國的安全威脅極大。

后兩點是南海的“域外國家”最擔憂的。儘管中國一直說:“航行和飛越自由從來沒有問題,將來也不會有問題。”但一旦中國擁有管轄權,各國自古以來就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就會從一種“天然的權利”(right),變爲中國所賦予(甚至是施捨)的“特權”(privilege)。這從法律上剝奪了“航行自由”。

此外,各國都清楚,中國的承諾是靠不住的。正如以上所列舉的,自從2009年以來,各國的航海自由已經不斷地受到中國的干擾(比如無瑕號事件),日本軍艦經過南海,被中國媒體形容為“闖進”南海。還沒有真的享有管轄權就已經如此,何況萬一真的享有這種權利呢?

中國現在迫於國際壓力以及法律上的無理,採用在言辭上堅持模糊政策,行動上軍事化南海的策略,企圖“先做了再説”,甚至“做了也不說”。這正是當前南海矛盾的核心問題。

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客觀地說,中國經濟增長了,在亞太的影響力大了,這是一件好事,但經濟增長並不必然要伴隨著政治擴張,更不一定要成為霸權主義。中國提出一帶一路,開設亞投行,在國際組織增強影響力,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它們和美國提倡的TPP以及TIPP等可形成文明的良性競爭,這對世界是有利的,也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但在南海和東海問題上,中國的做法難稱有建設性。

鄭永年一面說中國歡迎美國繼續做世界警察,一面又希望“好警察”不要管自己。言下之意是要美國繼續在其他地區幫中國維持秩序(中國不願意參加國際中東反恐,不願意幫助解決難民問題,只願意做面面俱到的老好人),讓中國繼續在其他地區搭便車,而自己劃出的“勢力範圍”內美國有多遠滾多遠。這真是很理想的畫面。可惜,美國不會這麼蠢,其他相關國家也不會歡迎美國這麼做。

現在,把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應用在中美關係上的理論很流行。它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對雅典崛起之後與斯巴達的衝突的分析。這種理論認爲說“後起大國”會挑戰“守成大國”,引發激烈的衝突。哈佛的Allison教授總結了歷史上16次類似事件,其中12次以戰爭作為解決方案,4次以“沒有戰爭”的形式結束[8]。但如果仔細分析,這4次沒有戰爭的例子,只有英國和美國以及美國和蘇聯的例子真正成立。其他兩次,70年代的蘇聯和日本,根本不存在正面的競爭;90年代以降的英法和德國,本身一直都是盟國,而區內還有佔主導地位而且同是盟國的美國存在,他們之間是否存在實力轉移都是一個問題(德國的軍力遠不如英法),故也沒有說服力。

美國現實主義理論家Mearsheimer悲觀地認為,大國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9]。原因是各國彼此之間不清楚對方的真實意圖,只能作最壞打算,極力保護自己的利益。在該書的2014年的新版本中,更進一步直接應用到中美關係之上。他認為中國的目標是主導亞洲,而美國的目標是堅持成為唯一的區域霸權(sole regional hegemon),因此他預言中美非和平的激烈衝突不可避免。

鄭永年2012年也寫過一篇文章分析這個問題[10]。他倒不是這麼看,但立論還是在於“中國並無意願把美國趕出亞太地區”。以上已經論證過這只是一種願望或修辭。鄭還有一個論點是如果中國的意願只局限於亞洲,那麼美國把亞洲讓給中國,對她在其他地方保持霸權有幫助。首先,美國沒有可能“讓出亞洲”,比如希拉里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11]指出:美國需要把戰略資源投放在最關鍵的地方,以維持美國的領導地位,保證利益安全與推進價值觀,而這個關鍵地方之一就在亞太地區。即便真如鄭永年所說美國因為資源所限需要退出一些地區,這個地區也不可能是東亞。而即使美國真的考慮願意讓出亞洲,這又立即直面Mearsheimer的理論基礎,怎麼能保證中國的目標僅局限於亞洲呢?

在現代,有的國家的戰略意圖是很清晰的,對於民主制度下的國家更是如此,因為國家內部的辯論和決策過程都是公開的,人民參與度也很高。如果中美的戰略目標都是清楚的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Mearsheimer的怪圈。但中國則是另一種情況。中國的政治和戰略目標高度集權化,嚴重依賴於領導人的意向。而且戰略目標一直都是不透明的。筆者以前也論述過,這種不透明是造成國際疑慮的重要原因[12],也是導致Mearsheimer理論成立的重要因素。以上討論的九段綫問題就是顯著的例子。甚至在理應努力構建元首互信的私人會議中也是不肯對奧巴馬明言,令美國大為失望。

在我看來,陷阱出現的根本原因還是後起大國有不切實際的急於求成的改變現狀的慾望。現狀(status quo)這個概念很神奇,國際關係中的現狀不一定是合理的,但一般而言比其他的選項更容易接受。因為現狀是一個歷史形成的相對均衡的結果。除了有極為強大的世界性潮流(民族主義、反殖民、共產主義等),單方面急劇強行改變現狀多半會引起激烈的反對。這種急劇改變現狀的慾望讓後起國處於“失道寡助”的困境。一戰中的德國和二戰中的日本,都是這種膨脹的慾望毀滅了自己。美國是少有的能夠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後起國家。在唯一通過非戰爭方法成功轉移霸權的例子中(蘇聯對美國的挑戰失敗了),她長期的、公開的、不與英國為敵的戰略目標使英國不會產生戰略誤判;她不但沒有和守成大國(英國)發生衝突,還一再幫助英國,最後自然而然地被歷史確立其大國的地位,實現了和平的權力轉移。中國應該深入研究美國爲何能做到這點的原因,以美國為樣本,而不是學習德國、日本和蘇聯。

鄭永年崇尚儒家思想,喜歡“不可為而為之”。但中國也有歷史悠久的道家思想傳統,強調順其自然。美國經驗告訴我們,世界霸權這種東西,如果歷史有需要,它會自然而然地降在頭上。美國是一個好例子,中國也可能會是這樣。

現在熱映《功夫熊貓3》,我還沒有時間去欣賞。但我建議鄭永年看看《功夫熊貓1》,裡面蘊含豐富的哲理:浣熊師傅想盡辦法避免豹太郎越獄,卻被一根羽毛毀壞了計劃;刻意培養的五個弟子,卻沒有一個能阻止黑豹;最後反而是意外出現的笨拙的熊貓成為戰勝豹太郎的龍戰士。裡面的道理不值得深思嗎?

[1] 鄭沒有定義“東亞”的範圍。但鑒于他一直談論南海,我認爲他所指的東亞也包括東南亞。

[2] 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3] 隋唐和滿清未滅明之前也侵略過朝鮮,這裡不討論。

[4] 可參見葛劍雄《統一與分裂》

[5]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6] 有人認為滿清不等於中國。這裡的悖論是,如果滿清不等於中國,那麼西域西藏屬於中國就沒有合理性;如果滿清等於中國,那麼對西域的擴張所犯下的罪行也要算在中國頭上。

[7]李筱峰〈台灣史哪個階段不殖民?〉

[8]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4928/thucydides_trap_case_file.html

[9]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10] 鄭永年〈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11] Hillary Clinton, American’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10/11/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12] 黎蝸藤《中美會談貴在坦誠》,明報,2015年9月21日。

本文經作者授權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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