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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超群、曾朗天 | 美國】失靈的城市票倉:成就美國大選的人口流動

孫超群、曾朗天

Written by 孫超群、曾朗天 on 2017/03/17.

Edited by Glocal Reporter on 2017/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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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美國大選在一輪爭議聲落幕,無論由川普所代表的全球化經濟的基層回撲,抑或是希拉蕊靠攏的傳統經濟中產或多元文化主義者,我們必須承認本屆選舉的爭議遠比傳統的二元思維來得複雜。然而不難發現希拉蕊的落選,是由於選舉人票未能正確反映真實民情,讓希拉蕊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五位贏得普選票(popular vote),卻選輸選舉人票(electoral college)的總統候選人。

何以有些選舉人票會票值不均,城市票何以會比鄉鎮票「不值錢」? 資料圖片:路透社

何以有些選舉人票會票值不均,城市票何以會比鄉鎮票「不值錢」? 資料圖片:路透社

白人與有色人種、全球化與地區經濟、發達城市與落後鄉鎮、選民理性和民粹狂熱、保守政策與基進論調……等等,固然我們可用上述理由解釋這次跌破人眼鏡的選舉結果,但從憤怒的民眾直接跳到選舉人票的計算失誤,這中間似乎有一大塊缺口——何以有些選舉人票會票值不均,何以希拉蕊拿下眾多的城市票會比鄉鎮票「不值錢」?

如果我們先暫且放下老生常談的事態分析和政局角力,我們會發現儘管希拉蕊得到大量城市普選票的加持,但由於票源過度集中,普選票的正效應反被選舉人團制度中「勝者全拿」的原則沖淡,導致今年大選弔詭落幕。川普得益於選舉人票的計算(詳見:《選舉人過濾器》),而成功入主白宮,但若細看數據,川普的勝出卻是因為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導致民主黨票源僅聚集在數個「熱點」,讓川普相對容易贏得地廣人稀的中部州份,以及城市外的鄉郡。支持希拉蕊的票源在上屆選舉(歐巴馬對羅姆尼)後或多或少流去城市,變相稀釋民主黨勢力版圖,也因此從而讓鄉鎮更容易成為共和黨的基地。

背後推動人口移動的原因,正是城鄉之間日漸深化的政治分野:高度發展的城市和被政治遺忘的鄉鎮,勾勒出美國兩套截然不同的生活邏輯——傳統白人的生計因鄉鎮老化而日益僵化,多元活潑的城市則逐漸成為移民的理想生活地——兩者展現的政治角力,連同全球化激化下併出的人口移動,造就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一個極度分化的城鄉矛盾。

由於選舉人團票(electoral college)的設計原則,導致普選人票的「票值」,跟不上人口流動的實際情況,城鄉矛盾帶來的政治衝突,未能透過實現選舉得以化解,反而被更加凸顯,將來勢必會成為川普任內的最大挑戰。川普上任後要面對的,不單是他個人歷史的爭議,以及向世界證明,他要如何在全無從政經驗的情況下「讓美國再次偉大」,更深層的是,所有當前美國政治人物皆需要回望城鄉的人口流動和政治矛盾,試圖找出能夠化解民怨的政策。

本文會先討論人口流動的成因,以及其透露出的政治意象,再透過各州數據透析本屆選舉,最後展望川普的未來的施政挑戰。

支持希拉蕊的票源在前次選舉後或多或少流去城市,變相稀釋固有勢力版圖,從而讓鄉鎮更容易成為共和黨的基地。 資料圖片:路透社

支持希拉蕊的票源在前次選舉後或多或少流去城市,變相稀釋固有勢力版圖,從而讓鄉鎮更容易成為共和黨的基地。 資料圖片:路透社

萬紅叢中一點藍:民主黨的城市票倉

城市,作為自身進步的象徵,伴隨高度發達的經濟、地區文化和生活配套,讓越來越多人傾向離鄉背井,到大城市謀取更好的生活。美國中部跟西岸的城市發展速度和生活物價,吸引不少海岸城市居民移居,移民數字已經追趕上加州的移民數字了。而這些人口大量流通的城市都是「淺藍」或「深藍」地區,往往在大選中把票投給民主黨的候選人。

近年來因城市發展,美國國內人口流動大增註1,全美人口流動的城市中,以德州的奧斯汀(Austin)為最為頻繁的城市,2010年到2014年間大約有12萬名市民移入該城,每年人口增長約1.7%。高人口成長也歸功於奧斯汀強大的工作創造力,每年3%的職位空缺提供,成為外來人口移入當地的最大誘因。位於北卡羅萊納州的羅利(Raleigh),以科技、製造業和商業服務為催生在地經濟的重心,當地官員預估在2020年前,羅利人口將會增加一倍

數據分析師Dave Troy分析2012年的大選數據,得出以下觀察:在全美人口前五十多的郡(County:美國第二級行政單位,每個州大約有六十個左右,每個郡有十萬人左右)裡,有98%投票給歐巴馬;而人口尾五十名的,有98%投給羅姆尼。他更指出當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英里(相等於2.589988平方公里)800人時,會有66%的機會票投向民主黨——這意味著,人口密度和投票方向有著密切關係。

在上屆美國大選中,亞特蘭大、新奧爾良、聖路易斯、達拉斯和印第安納波利斯等主要城市(每平方英里有1000人或以上),都是傳統紅色共和黨州裡的藍色城市。在今年,高密集城市傾向民主黨的情況更加明顯:據〈Governing〉網站的數據提供,我們得知全美國最多淨人口流動的首十名城市中,只有一個鳳凰城不是民主黨的票倉,然而該郡的民主黨在今年的選舉中選票上升了2%,全郡民主黨支持率由43.6%增長到45.7%,可見高度城市化、人口愈發密集,逐漸讓該地政治結構產生變化,選民傾向民主黨的政治綱領,導致「藍市更藍」以及「紅州出現藍市」的情況更為普遍。

其他例子還包括德州,該州自1980年代開始便是堅定的共和黨陣地,但包括休斯頓、達拉斯、奧斯汀跟聖安東尼奧等快速發展城市在內,其選區都各自成為「萬紅叢中一點藍」,在傳統紅州中突兀地展示意識形態的差異。共和黨籍的眾議院議長保羅.萊恩(Paul Ryan)更斷定,共和黨在2012年大選的落敗,全因城市票數集中於民主黨上(the turnout especially in urban areas, which gave President Obama the big margin to win this race)。

曲終人散:大選開票當日晚上,希拉蕊並未即時出席希競選總部,而是選擇讓競選總幹事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前去向支持者宣布「散會佈告」的消息。 資料圖片 : 路透社

曲終人散:大選開票當日晚上,希拉蕊並未即時出席希競選總部,而是選擇讓競選總幹事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前去向支持者宣布「散會佈告」的消息。 資料圖片 : 路透社

民主黨孵化所:當城市發展與多元文化交會

城市發展、人口流動和民主黨支持率相互交會,所產生的選舉效益,大底可歸咎於四個原因:人口密集、多元文化、參政方向、經濟脈絡。

人口密集是最基本的城市設定背景,上屆大選歐巴馬勝出的城市,平均比羅姆尼多一倍人口,從人口密度來看民主黨對共和黨,則是每平方英里,412人對193人。城市發展與人口密集的相互關係,讓一個城市的經濟結構和民生發展變得非常緊密,舉凡房屋、商店、社區場所、教育設施、醫療系統和交通樞紐等建設的蓬勃成長,都讓都會人口相對依賴政府福利和社區政策。

城市發展渴望資本流通和持續發展,而往往民主黨的政策都有利城市高度發展,好比放寬金融體系、投放大量科技基金、鼓勵城市醫療福利等等。根據知名的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報告指出,共和黨死忠支持者中有75%喜好大房子、偏遠商店/學校、交通遙遠的社區;而77%的民主黨死忠支持者,偏好住在小房子、方便購物交通的社區。

民主黨黨性的定型,似乎在城市發展中得到灌溉,人口密集帶伴隨社區文化的落戶定居,而意識形態在各種密集的社區媒介得以四處傳遞——公共學校、文化場域、家人朋友等社區匯點,如輻射般四處傳播雷同的政治思想,城市搖身一變,成為符合民主黨民主思維的孵化所。

城市的移民往往不只是單一民族,多元文化也因此在絡繹不絕的人口流動中滋長。來自拉丁美洲的西語裔人口(Hispanics)佔全美人口的數量,從1980年代的6%,上升到2000年代的12%水平;在2000年,有80%的西語裔人住在大城市或城旁郊區,多元族群和開放文化在美國都會與近郊地帶,得到最大程度的包容和空間。

對應如此的少數族裔的人口遷徙動向,歐巴馬的平權運動、希拉蕊的黑人策略,剛好採取相同進路,絕對有利於民主黨在城市中鞏固票倉。根據一項統計學分析,上屆選舉中,歐巴馬的得票表現與城市移民(非本土居民),有0.38的正向關聯性,遠超過羅姆尼的-0.38反向關聯性;得票表現與同性戀權益支持者,歐巴馬獲得0.49的正向關聯性,羅姆尼獲得-0.5反向關聯性。

多元文化將都會社區打造成包容、開放的政治思維的濕地,排除共和黨的保守執政觀。例如威斯康辛州的密爾瓦基(Milwaukee)和麥迪遜(Madison),擁有該州內大部分的多元族群,對比該州其他地方,這兩個城市可謂重度藍色,民主黨支持度分別佔全選舉投票66.4%及77.4%。

研究城鄉教育、農業等發展的學者David L. Debertin和Stephan J. Goetz發現,城市和鄉鎮有明顯的「參政分別」:城市在建設時,多重視城市活化、舊區重建、防止城市人口外流,以及廢除種族歧視,而鄉鎮執政者,則著重於保護農地、強化當地就業、鼓勵區內人口流動等;民主黨的政策,因鼓勵城內發展和文化包容,吻合當地人民對社會資本的需求與共鳴,而共和黨的經濟保護主義,則強調鄉鎮地區農產業發展和地區就業。

兩黨的城市思維其實反映著兩套經濟脈絡:大城市在全球化影響下必然會受惠於第三產業的發展,而在金融、服務、科技、航運等高端經濟中優勝;而城鄉的工業、製造業、能源業等在全球化的競爭下被拋棄。民主黨的開放經濟政策有利於城市發展,卻變相排擠未能進入新興市場的郊區產業,久而久之就形成兩極化的政治局面。

資料圖片 : 聯合新聞網製作

資料圖片 : 聯合新聞網製作

普選票過度集中,成也城市敗也城市

然而,儘管城市人口的政治立場大幅傾向民主黨,甚至發展成一種城鄉之爭的惡性循環,本屆選舉中民主黨依然未能把龐大城市的動能,化作勝選的政治資本——今年只有15個郡區的民主黨支持率淨升5%,反而有多達1826個郡區,向共和黨淨升5%。這15個郡區幾乎都集中在大城市之中,而郊區票源可謂一面倒地流失予川普。

成也城市敗也城市,高度的人口流動聚集在大都會之間,孵化出「城市藍色化」的現象,然而就算一個城市累積大量的支持者,依據選舉人票制中「勝者全拿」(winner takes all),亦只會在州份選舉中被一併計算起來。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州份雖然人口密度低,但土地規模足夠的話,就能稀釋城市影響力。假如原本一個淺藍州份因人口流動而流向深藍州份,間接讓原本在勝出邊緣的州份跌入共和黨手中。同樣地,過度的市民流動則在深藍州份中浪費選票。因為選舉人票未能直接反映實際的人口流動,再多的民主黨票依然只能獲得固定的選舉人票數;假設普選票能經由人口流動平衡分配於其他共和黨州,而不是過度集中在某一城市,或許今日希拉蕊還有望在其他州獲得更多的選舉人票。

故此本年的大選,希拉蕊失去總統寶座的原因,在於城市流動中得不到理應相應的選舉人票,儘管普選票勝出,卻未能反應到足夠的選舉人票,因而輸掉選舉。

2012年,歐巴馬仰賴科羅拉多州丹佛郡(丹佛市)、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戴德縣(邁亞密市)、內華達州克拉克郡(拉斯維加斯市)、俄亥俄州凱霍加郡(克利夫蘭市)和賓州費城的城市票,大幅領先對手在五個搖擺州的影響力。

在2015年的人口估算中,頭十名淨人口增加的州份,有三個州是民主黨的固有勢力,包括加州、華盛頓州和奧勒岡州;西雅圖、波特蘭、舊金山、聖荷西和洛杉磯等城市平均淨勝出百分之五十,舊金山更是以85.3%的民主黨支持率姿態,壓勝川普。以上州和城市都是民主黨主要票倉,基本上都穩勝川普,但大量的選票卻因選舉人票未能對應現實移民情況,被浪費在過多過度集中在城市的支持度上,例如:內華達州和麻州每年都有約一萬移民遷入,本次選舉中民主黨勝出對手幾十萬張票數,城市的優勢卻在票源過度集中下,反被稀釋,一旦一州的選舉人票未能因應當地的人口流動,做出策應,那麼再多的普選票也只會被浪費掉。

川普是城鄉之爭唯一的「解鈴人」

城市與鄉鎮、菁英與大眾、種族之間等等的矛盾,在這次選舉後成為川普將直接面對的燙手山芋。除此之外,他同時又要面對國內不同的政治角力,例如成為在野黨的民主黨、控制眾參兩院的共和黨、以及紅藍各自的擁護民眾。雖然川普憑藉大比數的選舉人票入主白宮,但仍是輸給持有全國多數普選票的希拉蕊,這意味著川普並不能忽視國內龐大民主黨支持者的訴求。

共和黨政府未來的政策方針,必然需要著重在平衡紅藍陣營兩批支持者的聲音;更或是,基於現實的限制,摒棄兌現當初選舉的承諾。對於擁有菁英、城市等標籤身分,甚至持有多元價值的民眾而言,種族平等與共融等等的「政治正確」價值觀,早已根深柢固。在此前設下,川普在選戰中那些關於移民跟種族的「政治不正確」狂言,勢必需到此止步,施政方針依然要回到現實當中。

相對於平民百姓,菁英階層另一個關心的議程就是外交與國防等「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競選期間,川普多次提出在美墨邊境築高牆、讓歐洲及東亞盟友分擔更多的軍事開支等政見,許多人因而擔心川普上台,美國的對外關係乃至於全球國際秩序,是否會變天。然而,在當選後不久,川普即透過電話給予南韓總統朴槿惠一粒定心丸,強調美韓軍事同盟不變,再加上有國會及內閣的平衡作用,川普就算依其商人現實主義的理性思維去進行外交,但一來避免驚動菁英階層,二來本身對外交事務認知缺乏,在外交事務上終究不會輕舉妄動,最多只是大同小異而已。

另一方面,對於以廣大平民、鄉鎮及白人勞工為主的共和黨支持者而言,川普把主要的政治議程設定回歸至美國本土,乃屬當務之急,這也是最大需要改變的政策方向。高調反全球化及奉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川普,再加上共和黨本身的立場,在國會推翻歐巴馬極力推廣的《跨大平洋夥伴協定》(TPP),代表著自由貿易的TPP面臨壽終正寢,對共和黨的支持者來說,也算是個交代了。

雖然川普憑藉大比數的選舉人票入主白宮,但仍是輸給持有全國多數普選票的希拉蕊,這意味著川普並不能忽視國內龐大民主黨支持者的訴求。圖為近日美國街頭的反川普示威抗議。 資料圖片 : 美聯社

雖然川普憑藉大比數的選舉人票入主白宮,但仍是輸給持有全國多數普選票的希拉蕊,這意味著川普並不能忽視國內龐大民主黨支持者的訴求。圖為近日美國街頭的反川普示威抗議。 資料圖片 : 美聯社

在面對既定的體制壓力之下,川普未來的施政方針並不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菁英主導的政治氣候雖然在此次大選中黯然失色,但其氣勢並未完全旁落,畢竟全國政經勢力仍是充斥著根深柢固的菁英文化。以反菁英的姿態晉身白宮,最後卻可能回歸菁英圈子的懷抱。例如,《金融時報》透露川普邀請代表華爾街勢力的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Jamie Dimon),出任財政部長一職,雖然一切還未敲定,卻已經預示了川普在未來,不得不與舊菁英圈子修補關係合作,以討好各方陣營。

商賈出身的川普在政治場上並無經驗,因此他的內閣將會是焦點,而縱橫政治場上數十載的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將會是協助川普在化解國內矛盾上的關鍵人物。彭斯不僅僅是個傳統的共和黨人,在共和黨內更是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網絡,從初選到大選,川普與共和黨不少大老關係分裂(如:眾議院議長萊恩與川普切割),彭斯在此時,將會是扮演著搭話橋樑的關鍵角色。雖然在未來的四年內,美國的行政、立法與司法權均落在共和黨手中,但要如何修補破裂的黨內關係,以有效應付國家的政治矛盾,是接下來大家必須關注的焦點。從政經驗較川普優勝的彭斯,很可能因為能夠干涉實際政務,而成為史上權力最大的副總統。無論如何,川普處在黨內之爭,總統一人難以獨力應付,背後真正干涉政務的人選,將握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城市,無論對希拉蕊或是川普而言,都是一把施政的雙面劍,其所承載的政治力量,只會在日益發展的美國生態中,繼續醞釀。長遠來説,在鄉間生活被不可逆的全球化浪潮逐步吞噬的趨勢下,美國城鄉之間的差距將只會更爲擴大。回望美國獨特的選舉制度,如何平衡與銜接起城鄉兩極化的城鄉差距,似乎是人口流動下刻不可緩的政治現實。反過來説,就算獲勝的不是川普而是希拉蕊,恐怕民主黨也是一樣的頭痛,唯一不一樣的,可能不過是希拉蕊有動員更多菁英階層嘗試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已。

也許,希拉蕊現是在暗自慶幸這個城鄉之爭的難解之結,是交由共和黨去解決吧。

 

本文經作者授權上載。原載於《轉角國際 udn Global》網。原文連結為: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105559

作者簡介

By 孫超群、曾朗天

The Glocal 助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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