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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超群 | 分析】中東,依然的廢墟:民族實驗失敗後的極端伊斯蘭

孫超群

Written by 孫超群 on 2017/03/25.

Edited by Glocal Reporter on 2017/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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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及泛伊斯蘭主義的對撞,主宰著中東諸國的政治命運。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雖然當時鄂圖曼蘇丹推行了現代化的「坦志麥特」改革運動,但仍然修補不了千瘡百孔的帝國驅殻,而徐徐步向滅亡之路。縱使在那之後阿拉伯民族從帝國中解放出來,卻只是換了主人,為帝國主義國家勞役,命運仍不能自決。

1960年代以後,民族主義似乎到了窮途末路,取而代之,就是日益旺盛的極端伊斯蘭主義。 資料圖片:路透社

1960年代以後,民族主義似乎到了窮途末路,取而代之,就是日益旺盛的極端伊斯蘭主義。 資料圖片:路透社

整個中東殖民反抗史,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所提出的「挑戰與回應」理論一樣——有人選擇固步自封,有人卻救亡心切,在危機中掙扎求存。阿富汗尼等人乃屬後者,知識分子們開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其實,中國、印度等國家所面對的困境亦然,這種在亞洲人眼中的浩劫,迫使思想家們擺脫傳統框架,找出經世治國之道。

從實踐伊斯蘭改良主義到民族主義,從悍衛傳統到採用西方模式,均為一場救亡實驗。然而,這實驗真的成功嗎?到了一九六零年代末期,這場實驗似乎遇到嚴重挫敗,民族主義缺點盡露,讓時人逐漸返樸伊斯蘭宗教,作為撥亂反正之意識形態。

第三階段:民族主義的實驗失敗,重燃伊斯蘭之火

二戰後阿拉伯世界諸國獨立建國,但民眾卻感到世俗民族主義的精英份子,與西方帝國主義狼狽為奸。西化且世俗的後殖民時代精英,因為視伊斯蘭為現代化的阻礙,透過殘暴手段鎮壓伊斯蘭團體,這種情況令民眾對民族主義感到失望;以泛伊斯蘭為主的群眾,最終與泛民族主義的政權精英站向對立面。

摩蘇爾之役:伊拉克聯軍與ISIS的決戰,在去年11月4日正式殺入摩蘇爾市區。 資料圖片:路透社

摩蘇爾之役:伊拉克聯軍與ISIS的決戰,在去年11月4日正式殺入摩蘇爾市區。 資料圖片:路透社

埃及總統納瑟(Gamel Abdel Nasser)和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家族、以及伊拉克前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均為世俗民族主義的佼佼者。民族主義滋生了獨裁、腐敗、媚外以及脫離群眾,變成了只為獨裁者服務的意識形態,使之慢慢失去民眾的認同。此後,伊斯蘭主義正式與民族主義分道揚鑣。

1960年代為中東思想發展史的分水嶺,尤其以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即六日戰爭)為界。以色列軍隊快刀斬亂麻,只需六天,就令以敘利亞、伊拉克及埃及為首的阿拉伯陣營,潰不成軍。這場戰敗,讓這些世俗民族國家得到嚴厲的教訓,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的現代化努力付諸東流,不少阿拉伯國家更在六日戰爭後,向西方靠攏。

在這冷戰角力場上,埃及、敘利亞及伊拉克本來是親蘇聯陣營,隨後卻漸漸倒向美國陣營。例如,在1974年贖罪日戰爭(又稱第四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與敘利亞達成了協議,劃定了包括戈蘭高地的雙方國界,並維持至今;加上,在美國的斡旋下,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達成了〈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簽訂和平條約——這種妥協,頓時讓一向與猶太民族為敵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失去了道德高地。

這一切在泛伊斯蘭主義者眼中,是難以忍受的。阿拉伯民族國家弊病叢生,令泛伊斯蘭主義之火重燃,人們逐漸認為宗教才是富國強兵的靈丹妙藥。伊斯蘭主義在過去雖然看似沉寂一時,但卻默默耕耘,並演變成極端保守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與大半個世紀前阿富汗尼所鼓吹的伊斯蘭改良主義,不可同日而語。

民族主義滋生了獨裁、腐敗、媚外以及脫離群眾,變成了只為獨裁者服務的意識形態,使之慢慢失去民眾的認同。圖為在伊拉克臨時政府特別法庭上接受審訊的伊拉克前總統海珊。 資料圖片:歐新社

民族主義滋生了獨裁、腐敗、媚外以及脫離群眾,變成了只為獨裁者服務的意識形態,使之慢慢失去民眾的認同。圖為在伊拉克臨時政府特別法庭上接受審訊的伊拉克前總統海珊。 資料圖片:歐新社

改良主義認為伊斯蘭宗教與現代化互相兼容,在師法於英美列強之餘,仍能保存傳統特色。但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不以為然:這派認為伊斯蘭世界(dar al-Islam)以外的地方為「戰爭地區」(dar al-harb),缺乏政治正統性(Legitimacy),因此他們的最終目標是透過發動「全球聖戰」(Global Jihad),對抗西方所建構出來的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把伊斯蘭宗教擴展至世界每個角落,建立全球的伊斯蘭國度。此外,他們主張以「伊斯蘭教法」(Sharia Law)管治,以其宗教生活為依歸,因此也反對世俗化,並與現代化水火不容。

原教旨主義派的代表人物有:薩拉菲教派(Salafism)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創立人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及埃及伊斯蘭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庫特布為此階段的靈魂人物。早年他受埃及民族主義政黨「瓦夫德黨」(Wafd Party)的激勵,且受世俗教育及導師的薰陶。但是,後來因不滿瓦夫德黨在對抗親英國王上毫無作爲,庫特布開始改變立場,越趨激進,並繼承了班納,成為薩拉菲教派的代言人。

之後,庫特布撰寫了當代伊斯蘭重要著作——《里程碑》(Milestones),並鼓吹發動全球聖戰,因而成為了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思想嚮導。最後在1966年,他被指控參與暗殺時任埃及總統納瑟(Gamel Abdel Nasser)的陰謀,被處以絞刑。他的「殉教」對近代伊斯蘭恐怖主義有啟蒙效果,例如此前提及在以色列與埃及修補關係後,當時的埃及總統沙達特(Mohamed Anwar el-Sadat)便遭伊斯蘭激進份子刺殺身亡,原因就是因為他與以色列妥協。

埃及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布是原教旨主義派的靈魂人物。 資料圖片 : 維基共享

埃及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布是原教旨主義派的靈魂人物。 資料圖片 : 維基共享

庫特布之後,全球伊斯蘭主義迅速崛起,穆斯林身份凌駕國家身份。在八十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使阿富汗成為了來自五湖四海的聖戰者的溫床。不少受庫特布啟發的泛伊斯蘭主義者如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及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等等,從不同的中東國家遠赴阿富汗參加聖戰。這段期間,除了使他們產生一種超脫國家層面的身份認同,加劇了其宗教身份外,成功擊退蘇聯亦增加他們的氣焰,並把這種戰勝者的自信轉向對付西方,演變成恐怖主義並延續至今。

教派對立,敘利亞啟示錄

到最後,這種大勢對中東和平進程有何啟示呢?到了近代,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對立,繼續阻礙中東和平進程。這盪手山芋,在敘利亞更為禍尤甚。

自1970年代阿薩德家族取得政權開始,就不斷建構敘利亞的民族主義:官方在民族主義的論述上,不斷強調大馬士革於地理上為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Umayyad Dynasty)的中心,更稱其第一任哈里發穆阿維亞一世(Muawiyah I)為「敘利亞的始祖」;而且更不斷歌頒以抵抗十字軍東征聞名的埃及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第一任蘇丹薩拉丁(Salah al-Din’ ),他除了把一生大部分光陰留在敘利亞之外,其遺體更安葬於大馬士革。

於2001年,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出訪大馬士革,總統巴沙爾‧阿薩德贈送了公元三世紀羅馬帝國君主阿拉伯人菲利普(Philip the Arab)的雕像,作為紀念品。這紀念品極具象徵意義,因為菲利普出生於敘利亞,這大大彰顯了敘利亞在當時的歷史意義。由此可見,阿薩德家族在建立敘利亞民族主義上不遺餘力。

和其他中東國家(如:埃及、伊拉克)一樣,阿薩德家族以世俗民族主義為基礎,在這去四十年推行現代化的國家建設。家族在位至今,無疑形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威權政體,扼殺了國內民主自由的發展。更甚者,在現代化的過程上,漸漸引入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國家大部分經濟成果,卻只落在少數利益集團手中,導致貧富懸殊及社會兩極化日益嚴峻,終促成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的反政府示威,衝突一發不可收拾。

不要忘記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線,是突尼西亞一名小販自焚抗議警方騷擾,激起民憤,最後迫使總統班‧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的政權垮台。敘利亞的處境亦然,在示威聲浪中,民眾高呼反對阿薩德的表弟拉米·馬赫盧夫(Rami Makhlouf)——當時金融時報指出,馬赫盧夫掌控了敘利亞六成的國家經濟,版圖橫跨電訊、基建與能源行業。

一名反阿薩德政權的「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軍人,走在印有阿薩德肖像的宣傳海報上。 資料圖片:路透社

一名反阿薩德政權的「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軍人,走在印有阿薩德肖像的宣傳海報上。 資料圖片:路透社

在這現代化過程中,群眾對世俗民族主義的政府失望,助長了泛伊斯蘭主義的勢力。民眾要求民主化改革的同時,而民主化亦會令極端伊斯蘭勢力有機可乘,終促成「伊斯蘭國」(ISIS)的崛起。即使敘利亞內戰停火以後,這種民主化與現代化的兩難局面,政府在日後仍需面對。

最後就是總統阿薩德,以國內少數宗教(如:什葉派阿拉維教徒、德魯茲教徒及基督徒等)的守護者自居,強調會從ISIS威脅中保護他們。這得到了不少小眾的青睞,讓他們認為讓世俗民族主義的政府來管治,會更加安全。此一論述,卻也更加助長了教派對立,亦成為了日後和平進程的絆腳石。

在這兩個世紀以來,面對著外力的不斷入侵,帝國主義的幽靈依舊在中東俳徊。過去英法託管中東地區,到現在美俄列強代理人戰爭,都讓中東的政治命運不能掌握在其民眾手中。面對這種挑戰,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由聚合到分離,由融合到排斥,都對中東的政局發展影響極其深遠。在了解今時今日的中東困局,大家需要在其近代思想發展史上抽絲剝繭,才能明白問題的癥結所在。

儘管阿薩德有機會妥協願意下台,真的會為中東得到和平嗎?一切實在言之尚早。

 

本文經作者授權上載。原載於《轉角國際 udn Global》網。原文連結為: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276758

參考資料

  • Mishra, Pankaj. 2012.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London: Allen Lane.
  • LIU Zhongmin. 2007. A Review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Arab World Studies;2007-03.
  • Zisser, Eyal. 2006. Who’s afraid of Syrian nationalism? National and state identity in Syria.
  • Middle Eastern Studies, 01 March 2006, Vol.42(2), p.179-198 [Peer Reviewed Journal]. Routledge
  •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6/09/syria-bashar-al-assad-power-160904081138141.html
  • Naqvi, Ali Mohammed. 1985. Islam and nationalism. Teh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lamic Propagation Organization.
  • Kissinger, Henry. 2014.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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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孫超群

The Glocal 助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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