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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朗天 | 分析】重讀鎖國(上):幕府,狹隘避世,或眼光長遠?

曾朗天

Written by 曾朗天 on 2017/04/08.

Edited by Glocal Reporter on 2017/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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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史觀認為十七世紀的幕府政府之所以推行鎖國令,禁止民間與外國人交流、封閉國家對外貿易,是為了阻止外國文化在國內得以滋長形成管治內憂。日本持續兩百年的鎖國,甚至被視為延遲國家現代化的元兇。二戰時期和辻哲郎發表《鎖國:日本の悲劇》,把國家敗仗歸根到鎖國,令鎖國否定論成為語境中的歷史污點,化身封閉、避世和狹隘集權的代名詞。

放諸歐洲民族國家的發展步伐在亞洲上,日本似乎在鎖國迷思中走失。然而在寬永17年(164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正式進入長崎出島,開創與日本江戶幕府長達二百多年的貿易,為日本政府帶來國際貿易、外國情報等不同資料。荷蘭對日本的特殊性,足使日本進行高度集權的政治操作,選用鎖國去回應鄰近國家的禁海令和朝貢體系。如果我們回望東亞特有的朝貢關係和禁海傳統,不難得出日本是逐步發展出中央控制的海權意識。荷蘭正好是幕府開拓自身國際關係的契機,讓國家有效地進行現代化和主權實現的工程。也就是說,單憑這段貿易就足以影響日本的國家發展、藍圖方向和未來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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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狩野内膳所繪製的《南蛮人渡来図》。資料來源:ja.wikipedia.org。

本文將和讀者細讀這段歷史插曲,重新探索荷蘭和日本的恩怨交集,如何將日本放置在國際格局當中,使之有機會用現代化的手段回應局勢。一片海域兩個國家,不但譜寫一個帝國的誕生,更是見證海洋外交對國家的重要性。

充滿誤導性的「鎖國」一詞
傳統而言,鎖國論者大多認為江戶幕府是通過一系列閉關政策,去應對解決國內外各種問題。鎖國政策主要根據1635年被納入法律體制的鎖國令,有以下面向:

1. 國民出入境的自由

2. 限制天主教的傳播

3. 限制對外貿易

永積洋子在日本歴史叢書《朱印船》中,用「海の刀狩」形容海洋事務的限制,她把鎖國令視為中央幕府收納海權的手段。亦有學者提出鎖國令不是日本幕府的原創管治模式,更大程度是受到鄰近中國明朝和朝鮮的禁海令影響,從而制定出一套以控制海權為主的政綱。但是,「鎖國」一詞其實充滿誤導性。

首先日本在德川時代沒有完全封鎖國家,荒野泰典提出幕府長久而來有四個的國際貿易窗口,分別為連接山丹(指黑龍江一帶)的蝦夷地(指北海道和庫頁島等地)、連接琉球王國(沖繩)的薩摩藩(指九州西南部)、連接朝鮮的對馬藩(指長崎縣和佐賀縣)和連接世界的荷蘭人。

第二,幕府高層持續對東南亞國家和歐洲各國釋出外交善意,比如1599年德川家康委派對馬藩主宗義智修復與朝鮮的關係,並於1607到1682年間有七位朝鮮來使訪日。他甚至邀請英國人William Adams(日名:三浦按針)擔任外交顧問,在平戶建立起商館和工廠。第三,日方試圖多元化國內的貿易路線,接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日的商業競爭。可見德川幕府並沒有想像中般封閉落後,比當時的中國和朝鮮更為國際化。

雖然幕府包容國際文化和傾向多元貿易,卻在1633年下達鎖國令,並於1641年落實全面的鎖國政策。德川政權唐突的兩極態度和自我矛盾,讓國家進入前所未有的文化限制,史學家試圖用1637年發生的島原之亂和天主教管治問題來解釋這個外交轉折。島原之亂是由於天草四郎和所屬一揆不滿幕府及大名治理,於是爆發成一場宗教衝突的內戰。無疑,島原之亂敲響了幕府政權的警鐘,但把一場地區騷動和全國規模的鎖國令劃上等號,似乎過份草率和無視歷史細節。

正如學者Michael S. Laver所言,傳統史學家過份看重商業自由和文化多元,把鎖國貶抑成幕府迂腐的管窺之見註1。本文嘗試引入多一種視覺方向,透過分析天主教的真正問題、荷蘭人的優勢、幕府和鄰近國家的管治心態、和幕府如何利用荷蘭達成政治任務,藉以窺探德川時代外交智慧的一面。

為何鎖國:天主教傳道 vs. 禁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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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天主教對日本社會構成文化衝擊,圖為《沈默(Silence)》,一套改編自遠藤周作的小說的同名電影,描述葡萄牙耶穌會士偷渡到日本傳教的故事。資料來源:vox.com

日本與荷蘭人經商之前主要是與葡萄牙人貿易,長久而來雙方無論在文化、宗教和官方合作上,都顯然為傳統日本體系帶來影響。久而久之,葡萄牙人對日本西部社會的滲透發酵成管治危機,而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商業和治理之間取捨。究竟鎖國是否回應天主教危機,就要審視天主教是否真正對日本構成威脅。

1549年由葡萄牙政府支持的耶穌會院士方濟.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經馬六甲海峽抵達鹿兒島,成為第一位進入日本的天主教傳教者。爾後,日本天主教發展迅速,最高峰時期吸引七十五萬人信奉天主教。天主教得以在日本靈根自植,實在有賴天主教院士奉行「商教合一」的原則,天主教與葡萄牙商人聯合在地區傳教,一邊成為商家中介人,與當地大名建立貿易關係。而葡籍商人最初以大分、平戶及鹿兒島作根據地,地方大名會要求傳教士傳道時進一步強化當地的商業體制,以鞏固雙方交易關係,久而久之葡萄牙商旅就於三地建立常用港口。

九州各大名在面對天主教徒的貿易和信仰衝擊時,大多採取接受或抗拒態度。例如戰國大友宗麟大名接受洗禮後,容許耶穌會在其領地建立醫院和會院;大村純忠大名對天主教極度歡迎,舉家成為日本史上第一名吉利支丹大名(キリシタンだいみょう,即是信奉天主教的大名)。但是肥前平戶藩主松浦隆心受到境內僧侶壓力,禁止耶穌會士傳道工作;島津義久逐教士出境外,卻被葡方斷絕生意往來。可見天主教當時對日本社會構成一定衝擊,然而真正內化天主教成管治問題正是教士採取「商教合一」的手法,令西部吉利支丹大名得以通過與葡萄牙貿易累積資本,直接增加中央管治的壓力。

1556年葡萄牙人Francisco de Mascarenhas抵達日本豐后大分地區,而葡萄牙商旅獲得連年交易的官方准許;1570年耶穌會費格來道神父(Belchior de Figueiredo)得到大村純忠大名的支持,在福田一帶建立長崎港口,為日後葡萄牙來日做好長期貿易的準備。葡萄牙人憑1557年在中國澳門開設的事務所,成功打通「澳門 — 長崎」的聯繫,穩定了各九州大名和葡萄牙之間的頻繁貿易註2

早期耶穌會透過交易每年在長崎和茂木獲得約三百dinheiro(日稱ドカド,一種葡萄牙貨幣);在浦上獲得五百dinheiro,已經在九州一帶發展出具規模的經濟自足能力。1579年義裔范禮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訪日,大規模設立神學院和醫院、強化現有布道組織和視察各地傳教工作;1583年,距離天主教進入日本僅有三十年,在有馬、大村、平戶、天草、五島、京畿、豐后等地信徒已達十五萬註3。同時期,大村純忠向范禮安表示願意出讓長崎和茂木兩地予耶穌會無限期使用。條件則是:

1. 商人需每年上繳一千葡元稅金(純忠は年々1千ドカドの船舶税をポルトガル人から徴収)

2. 境內日籍人士糾紛由大名處理(日本人に対する裁判は大村側の手で行なう)

大村純忠更派遣「天正遣歐少年團」與范禮安遠赴羅馬朝拜教宗,足證天主教已經滲透日本部分社會,構成對固有日本佛教文化體系相當大的衝擊註4。故此,豐臣秀吉於1587年下達「伴天連追放令」(バテレン追放令),大意為日本不能容納天主教義的內化,社會因宗教衝突而有破壞神社、曲解佛經等傷風敗德之非法行為,勒令傳教士二十日內離日返國。十六世紀末最嚴重的事故是在1596年一艘名叫聖菲利浦號(San Felipe)的船停泊土佐時,被豐臣秀吉懷疑有意入侵日本,對船上二十六人下達死刑。

雖然幕府實行針對日本天主教傳播的禁令和限制,國家依然容許葡萄牙人進行買賣,證明禁教令無意傷害日葡商貿關係。日本不能積極回應天主教和葡萄牙的問題,皆因葡萄牙壟斷資源出入的代理身份,而日本極度依賴葡人的跨國買賣能力,在經濟和文化兩者間選擇了前者。鎖國的目標某程度上是指向文化問題,但更多是脫離對葡萄牙的經濟依賴。日本礙於時局被逼向葡方妥協,令幕府不能積極應對葡人所引起的國內矛盾,使鎖國及禁教令遲遲未有落實。

鎖國矛盾:難以取代的葡萄牙貿易?

在1603年日本在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將軍開始進入江戶幕府時代,意味著葡萄牙天主教的「商教合一」進入新時代。儘管日本全國已施行過禁教令,據Aloysius Chang統計,在長崎的信徒數字反有增無減:1587年有二十萬名教徒、而1614年已達三十萬多,可見禁教令根本未有認真執行,民間天主教風氣依然旺盛。

原因在於那時的中日國際格局不容許日本中央放棄與葡人之間的密集貿易。由於明朝曾下達「片板不許入海」之令,中國官方對日本採取嚴密的禁商活動,就算明隆慶元年(1567)間對海外貿易政策作出調整,有限地開放禁海法令,中國官方仍不容許與日進行商貿。葡萄牙1547年開始填補中日之間的空缺,澳門、台灣作為運輸中途站,開始對日本輻射大量中製商品。其中中國以出產米、絲綢、香料、藥材等,而日本則用金、銀、銅、刀劍等做買賣。中日的間接貿易當中尤以白銀和絲綢為甚,日本透過輸出大量白銀做為向葡萄牙人購買外國商品的本錢。(如下表) 引用了兩位學者對葡日交易輸出白銀的估計數字作比較:

表1:1546 – 1638年間葡萄牙從日本輸出的白銀,單位:百萬兩。

年份 李隆生估計 G. B. Souza 估計
1546 – 1579 11.6 12.4-15.5
1580 – 1597 4.7 7.5-8.9
1598 – 1638 19.7 16.7-19.1
1546 – 1638 37.1 36.6-41.1

資料來源/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53-58;李隆生,《晚明海外貿易數量研究—兼論江南絲綢產業與白銀流入的影響》(台北:秀威資訊,2005),94

Souza估計日本在1610-1635年間平均每年輸出400至500萬兩銀;而1615-1625年則輸出350-430萬兩,日本依賴大幅輸出白銀去換取生絲等必需品。葡萄牙人得悉日本京都絲綢業極需要生絲原料,於是通過壟斷中日之間的中介服務每年去提供1000到1600石的生絲。

到1610年間已經上升到介乎3000石,1620年間去到高達4000石的交易量。日本對外貿易除因白銀和生絲嚴重傾斜至葡人,其銅、金等業務都有賴葡商購買,值得一提是日本銅礦被葡萄牙人大手購入後製成兵器,加固自身在東亞事務的安全註5。結果葡萄牙人成為日本海外貨品的主要提供者,就算政府用禁教令亦恐怕會傷害日葡之間的交易網絡,而幕府初期亦未從關原之戰恢復過來,外貿政策處於被動狀態。

1610年在長崎灣外有馬氏襲擊了一艘名Nossa Senhora da Graça的葡萄牙商船,導致船長和幾十名官員死亡。事後德川家康原本下令處決葡人俘虜,卻認為會有損日葡關係,故此命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広向葡人傳達不想中斷關係的信息註6。其後1612年德川幕府第一次下達嚴厲的「慶長の禁教令」,規定國內所有傳道士必須驅離出境,教堂傳教需要停止;甚至後來1622年的「元和の大殉教」事件,在長崎約有55名教徒被處以火刑或斬首,以肅清打壓國內不穩的天主勢力註7

以上連串兩國之間的官方或民間衝突,都反映日本開始視天主教/葡萄牙為潛在隱患,但從日葡商業關係資料來說至少雙方交易沒有嚴重受挫。何以幕府不肯放棄葡萄牙人這個對文化和國防構成管治失效的心頭大患?全因當時幕府一樣難以脫離對葡方的經濟限制,仍未將對外貿易從地方大名重掌回中央手中。

比如幕府在1601年創設「朱印船」制度,規定本國一切對外交易需有官方許可才能出航註8;和在1604年建立「絲割符」制度註9,透過專職採購統一向葡商購入生絲,再比率分予國內各地製造商。

兩者都是中央試圖壟斷國內商業活動的措施,但由於推行時間尚早而未有成熟體系,各大名尚有空間私下進行買賣。依歷史學者岩生成一的研究,朱印船在1604年開始至1635年有356次出航,其航線遍布東南亞包括信州、高砂、安南、東京、順化、交趾、呂宋、柬埔寨等地註10。朱印船的出航數量尚算頻繁,但整體盈利遠比葡萄牙為之少:

表2:1604 – 1635年間各國船對日貿易盈利額對照表,單位:一千貫目。

出航國: 每艘船平均額: 一年平均額:
日本朱印船(1604 – 1616) 1.06 15.9
日本朱印船(1617 – 1635) 1.06 9.5
葡萄牙船 5 – 6.35 15.0 – 19.1
荷蘭船 0.54 4.8
中國船 0.24 12.2

資料來源/岩生成一,《新版 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5),381

上表可見葡萄牙單船的盈利就已經超出日方五至六倍,而朱印船的發展一直未能撼動葡人對日本的壟斷。幕府的失敗很大程度是沒有成熟的商業網絡配套,由於葡萄牙在澳門、長崎、馬六甲和果阿設立商貿站,能夠持續提供異地貨物和進行長距航行。

而朱印船最多伸延到東南亞附近,僅有為數不多的日本町提供短期補給,難以與歐洲遠航比拼。故此,幕府通過朱印船對海洋貿易的控制,可說是徹底失敗,需要回到九州大名和葡商的聯繫獲取國際貨品。1633年幕府正式推行第一次鎖國令時,嚴禁沒有官方奉書的日本船出海,令朱印船的想像踏入尾聲。

在荷蘭人到達日本並發展商業關係之前,幕府不斷退讓和包容葡萄牙人所造成的文化衝突,其實是因沒有替代交易對象可以選擇。後來出現的鎖國令,就是當中央收權成功後重新把持經濟命脈,為了穩固實力而所推行的集權政策。鎖國從來不是避世的狹隘短視,而是適度有為的長遠外交目光。

註1:原文:「It may well be that modern notions of free trade inform views of premodern history, even if this occur merely subconsciously, and that any restrictions placed on trade, especially when relatively free trade had prevailed previousl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historians have generally viewed the phenomenon of sakoku in a negative light, if only by implication.」 Michael S. Laver, The Sakoku Edicts and the Politics of Tokugawa Hegemony,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1, pp.3

註2:Adam Clulow, The Company and the Shogun: The Dutch Encounter with Tokugawa Jap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51 及 包樂史著,賴鈺勻,彭昉譯,《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台北:蔚藍文化,2015),58

註3:高村象平,《日葡交通史》(東京:国際交通文化協会,1942),96

註4:張鶴琴,《四百年來的長崎下》,在《現代學苑》,11:1,15

註5:C.R. Boxer, Dutch Merchants and Mariners in Asia 1602-1795,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88, pp.72

註6:原文:「he told the departing Macau merchants in March, 1610, “that they should not cut the thread of trade, but arrange for at least a small vessel to come this year, and the Great Ship the next, when all would be well ”」 C.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pp.283

註7:張鶴琴,《四百年來的長崎下》,在《現代學苑》,11:1,1-7

註8: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58-63

註9:山胁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 (日本歴史叢書)》(東京:日本歴史学会,1995)

註10:岩生成一,《新版 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5),127

待續

本文經作者授權上載。原載於《轉角國際 udn Global》網。原文連結為: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228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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