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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朗天 | 分析】重讀鎖國(下):江戶阿蘭陀,幕府的集權之道

曾朗天

Written by 曾朗天 on 2017/04/08.

Edited by Glocal Reporter on 201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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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曾朗天 | 分析】重讀鎖國(下):江戶阿蘭陀,幕府的集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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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原慶賀描繪的《蘭船入港圖》,述說在日本居住的荷蘭人的生活點滴,現藏於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資料來源:en.wikipedia.org

假如荷蘭人從來沒有來到東亞,日本往後的交易很可能繼續被葡萄牙人和天主教箝制,而幕府集中權力的過程也未必能如歷史中順利。可以肯定荷蘭人訪日加快了日本中央權力的形成,並間接促成鎖國令的推行。在前篇談完幕府鎖國為重新把持經濟命脈,並為了穩固實力而所推行的集權政策後,以下再分析荷蘭如何使日本再度重新集權,和達成以下政治目標:(1)突破葡萄牙的商業壟斷、(2)荷蘭成為中央集權的跳板、(3)有意識的日歐交流、和(4)重整日本在東亞的國際地位。

鎖國契機:荷蘭來日

1598年荷蘭商人Jacques Mahu派出五艘船去尋找香料群島的航線,但最後一艘名叫de Liefde的船,在日本附近擱淺,船上106名船員只有24位生還,其中一位就是前文提及過的William Adams。這一次的無心之失,啟發了荷蘭人進行遠洋貿易的契機。

時值歐洲八十年戰爭(1568-1648),荷蘭正要從宗主國西班牙中脫離出來,而葡萄牙同為西班牙的王朝聯盟,在經濟競爭上又成為荷蘭的敵人。於是荷葡雙方把戰線拉到亞洲,而荷蘭人更為遠東事務特別開辦一間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VOC)。1619年荷蘭人在雅加達王國(Jayakarta)的遺址上建立港口城市巴達維亞(Batavia),成為重要的東南亞中樞港。VOC在多次向明朝申請借地不果後,於1622年決定入侵葡萄牙佔領的澳門,卻出乎意料地失敗。結果VOC在1624年終於成功在台灣大員灣建立起熱蘭遮城(Zeelandia),在亞洲立下穩固的根據地。

荷蘭上述連番成功,奠定了日後貿易的基礎,同時削弱葡萄牙商人的強健貿易資本。荷蘭一方面慢慢消磨葡國的實力,另一方面亦在日本表現成更適合的交易對象。

1633年9月一份寄給荷屬東印度總督布勞威爾(Hendrik Brouwer)的信中記載公司營運的重要原則註1

“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服從這些亞洲國家的律法而免於訴諸武力,至少我們可以承受這些律法和傳統中,獲取利潤和繼續營商。”
荷蘭為了方便交易,通過承認外國的法律體系和文化傳統,在雙方交易時大多接受各國要求。相比起葡萄牙人一手交貨一手傳教,荷蘭人的交易模式明顯對本土社會造成較少破壞力。荷葡商人各自的差異源自宗教分歧,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著重傳教,所謂「商教合一」不過是為建立天主國度的手段。而荷蘭人所信奉基督新教(喀爾文教派)強調勞動的重要性,甚而異化成個人獲利等同榮耀上主的道德標準。雙方的宗教取向構成了他們各自對經濟和信仰的取態。
所以對幕府來說,看重賺錢謀利的荷蘭人遠比處處傳道的葡萄牙人來得安全。荷蘭人通過正式往來和私人書信幕府建立良好關係,例如在1609年受到幕府高規格的待遇(相比當時日本對葡萄牙人的敵對態度)後,每年荷蘭人都會受邀到江戶進行「宮廷之旅」。而在《異國日記抄》中記錄的書信中,日本幕府對荷蘭人表達親密善意,稱呼雙方為朋友。註2

總的來說,幕府對荷蘭人的態度日漸暖化,而1609年在平戶開設的荷蘭商館更是雙方關係常態化的象徵。一切一切都反映日本有意識地傾向荷蘭人,尋找替代葡萄牙的可能性。第五章節會描述荷蘭人如何安放自己在日本和葡萄牙之間,順應葡人衝突和商業活動的背景,一步步使幕府揚棄葡萄牙,迎接荷蘭和鎖國的降臨。

鎖國時刻:1640年的出島

平戶荷蘭商館的建立體現江戶中央集權的兩個層次:第一,日本重奪商品控制權,有力主導外國人的買賣;第二,荷蘭在平戶的建設受到幕府多次限制,證明日方重握文化話語權。

就商品控制而論,上文提及過的絲割符制度本身就是日方通過集體操作去制衡價格浮動,而荷葡商人只能經絲割符商人的中介服務出售商品。依永積洋子的考察,設立平戶商館時包含了戰略考量。幕府政府定期向平戶輸出各種產物,並希望透過荷蘭進一步開拓火器、彈藥、食材等國際市場。所以,荷蘭人的來訪以及一連串對日外交行動,都是幕府有意成就的外交策略,而荷蘭人日後的貿易方式基本上被日方壟斷。

客觀來說,日本對各國商人都採取相同的交易限制策略,比如葡萄牙人和英國人同樣面對絲割符制度。然而,在利害計算和貿易衝突中,葡萄牙人的先天文化不容,持續刺激幕府令雙方關係惡化;而英國人在1623年受不了營運虧損而突然中斷貿易。唯獨是荷蘭人,在1623年的平戶商館一路走來,多次退讓和承認幕府的無上權威,成功建立雙方互信的基礎。正因德川政權獲得荷蘭人這個新朋友,代表中央集權的鎖國令才得以面世。

鎖國正如傳統史觀描述,是由於幕府受到持續的文化矛盾,從而被激化出封關思想。但實際上,日本政府並無可能為文化問題而放棄經濟合作,如果沒有跨國商貿,其實對全國的經濟傷害遠比地區騷亂為甚。1637年的島原之亂固然是鎖國的助燃劑,更大程度是幕府在1633年鞏固了荷蘭人的關係,並在設立平戶會館之時把握集權機會。

其後1639年和1640年的日荷事件中VOC的謙卑態度,令幕府終於知道它的權力拼圖已經完成最後一步。於是用鎖國向天下宣布權力重新歸一,江戶變成控制商貿、文化、海權等的全方位政權核心。透過1628年的濱田彌兵衛事件、1633年的日荷回暖,以及1640前後的日荷衝突,荷蘭進入幕府的統治思想,化成日本集權化的最終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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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年,濱田彌兵衛被台灣長官彼得·奴易茲監禁,期間反而帶來數十名日本人綁架長官及其家人。資料來源:zh.wikipedia.org

在荷蘭得到台灣之前,日本早有和當地原住民和漢人進行走私的記錄。VOC佔有台灣之後開始向日商課稅,但由於荷商在日本有免稅待遇,於是日本商人拒絕向荷蘭交稅。

1628年濱田彌兵衛來台,被台灣荷蘭長官彼得·奴易茲(Pieter Nuyts)得悉持有大量兵炮,因此登船沒收武器。濱田彌兵衛在監禁期間帶來數十名日本人,綁架奴易茲及其家人註3,原本日方承諾會釋放奴易茲,但其後違反承諾,監禁荷蘭人並關閉平戶商館,最後到1633年才重新建立關係,史稱「濱田彌兵衛事件」、日本稱之為「大員事件」(タイオワン事件)。這件意外無疑打擊VOC營運,甚至中斷它的遠東設想。無可否認,幕府再一次彰顯它在海權上的控制和影響,而荷蘭在和談中得不到好處,最後公司理事會得出以下結論:註4

“公司的人員必須謙卑、虛心、有禮貌和友善,並對日本人非常親切,最後我們會獲取他們的信心。虛心就是要謹慎的言行和處事態度;謙卑是提醒我們不同用高傲的心態挑戰這個國家,反而要時刻保持卑微;服從是順服他們的律法,也不用顯得懦弱遷就,或用零碎的方法維護公司利益。”

荷蘭公司態度的轉變如同布勞威爾的信一樣,不惜放棄自身尊嚴和地位去謀求利益。縱觀各歐洲商業國,日本始終認為荷蘭的態度最務實可取,於是決定再向荷蘭開港(葡萄牙的文化衝突繼續升溫,亦是其中原因)。而1640年前後的事件可謂荷蘭公司在日本的最後試煉。

1637年爆發的島原之亂,幕府隨即要求荷蘭人協助攻城。註5在過程中荷蘭人多番在幕府身邊表達自己和葡萄牙人之分別,並宣稱自己同樣深受其宗教衝突之害。1639年日本驅除葡人出境和要求荷蘭人的平戶商館搬遷到長崎出島上,荷蘭人當然非常樂意跟從。當母公司發信詢問平戶館長François Caron,是否需要荷蘭省長親自委派一名大使協助日荷之間的貿易,館長在《平戶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有以下的記錄:註6

“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在日本發展得很好,他們為什麼還需要差派來使來謝恩呢?生意上的事情並不需要差派大使。我們只是忠於君王和幕府,他們亦只會討論皇室事務而不是商務,只會討論戰爭和要求援助,派遣使者只會產生問題。”

在Caron的答复中知道荷蘭館長已經完全內化日本的治國文化和順服其治威之下,亦清楚明白管制者和臣民結構,才會對母公司的建議大加反對。1640年幕府下令平戶往長崎搬遷,卻發現荷蘭人在新蓋的房子上刻有西元A.D. 1639的字眼。這對幕府來說是大不敬之罪,而將軍下令要拆除建築物的時候,Caron立即跟隨政府要求並說:註7

“皇上要求我們做什麼,我們都會立即執行。”

聽到這句話,負責拆除工程的官員頓時鬆一口氣;而Caron再說:註8

“我以為他們對我們會像對待天主教國家般諸多要求,但因為沒有發生,很多流血衝突和問題都得以避免了。”

從上文得知日本明確能分別荷蘭和其他信奉天主教國家的差異,而荷蘭亦恰到好處地符合幕府的要求。故此,1641年荷蘭正式接替葡萄牙人成為江戶唯一歐洲出口商,同時1641年的鎖國終於完成。

當時德川幕府完成權力洗牌,把對經濟和文化的掌控權從葡萄牙手中收回,再通過操控荷蘭確保海外交易繼續流通。朱印船制度,對外來宗教的包容,對海外移民等政策,根底裡都是確保日本享有外來資源,而在肯定日荷關係之時,上述政策逐漸透過鎖國令消除。原因無他,正是國家重整權勢後,能重新集中經濟權於幕府手中。

再論鎖國:選擇荷蘭的國際考量

費正清是最早在西方學術界提倡「朝貢體制」架構的學者,其理論認為外國只有依賴朝貢才能和中國交流;而商業受限於文化次序和政治意識的形態。中國作為天朝大國立於國際秩序中心,其餘國家皆位列之下。但是,當時日本和明朝交惡後並沒有積極來往,雙方反而通過禁海令和限制人民自由出入,釐定各自的界限。

歷史學者荒野泰典視海禁為建立分明政治網絡的過程,朝鮮、日本和中國各自有意識地透過中央,限制臣下人員的海權使用。註9日本的鎖國令事實上不斷呼應中國的禁海令,確立在海權運用上的自主性。派遣使節、流放人民都是穩固海權和人口流動的重要基石,而情報流通和海防外交更是最重要的一環。荷蘭人的出現,正好滿足這兩個要求,令日本鎖國不是徒具形式的禁海,而是一個國家真真正正對海洋的控制。

在情報流通方面,除了日本持續吸收外國經驗,設立以研究荷蘭學說的「蘭學」外;「唐船風說書」和「荷蘭風說書」等一類報告記錄,成為外來情報的重要來源。幕府要求每一艘進港船提供海外情報並將之有系統地記錄下來。比如松方冬子研究荷蘭風說書如何令幕府得悉台灣關鄭氏政權的瓦解;而在《和蘭風說書集成》中甚至有著荷蘭在八十年戰爭的戰果記錄。註10幕府在一份份風說書之中梳理出遠洋事務的輪廓,而國際情報系統亦從中萌芽。出島在1641年後被荷蘭人多番改造後成為長崎防線的要塞,伸延幕府在九州的海洋防務。

Noell Wilson認為幕府驅逐葡萄牙人和中國非法移民後,意識到海防設備的貧乏。故此幕府要求軍事化出島,而荷蘭人慢慢養成保存軍備的習慣去滿足將軍要求。自購買火器和設立兵庫,到火藥科技的研發和長期駐軍,荷蘭人令出島成為日本最歐化的海岸防衛中心,這些努力最後啟發了日本海軍的常態發展。

總結鎖國對日本現代化有以下三個面向:第一,鎖國是重整國內商業實力分佈,從「大名 – 葡萄牙人」的網絡置換成「幕府 – 荷蘭人」,亦透過中央命令的形式和勒令去要求荷蘭人順服。當經濟實力回到將軍手中,德川政權才正式在日本全國建立起來。大名同時因葡萄牙人離去而經濟日漸消沉,無力動搖中央的管治威信。第二,文化交流被重新收納在官學之中,以往西方文化以天主教形式進入日本社會,難以控制之餘又容易燃起社會火頭。島原之亂和以前一系列宗教衝突,不斷提醒幕府要處理文化不容這一個燙手山芋。荷蘭人和他們相信的喀爾文教派,把日本放回選擇題之上。

江戶巧妙地通過外交力量軟化荷蘭,成功純化VOC為一個專精交易,不好傳教的文化夥伴。最後,鎖國使中央樹立現代國家的雛形,在人口流動、航運、船業定下涇渭分明的律令體制;在情報交換和海洋防務上領先鄰近國家。如果沒有高度集中的鎖國令,幕府亦無法如此高效地形成對海洋事務的唯一控制。因為有荷蘭人,日本幕府才有機會進行鎖國,而鎖國再不是消極避世的態度,卻是積極入世的國家想像。

鎖國的積極想像

本文通過分析葡萄牙人和天主教的前世今生,凸顯出荷蘭人在經濟貿易上的優勢,並與之配合幕府的管治心態。得出德川時代是刻意在亞洲朝貢體制下,和受到附近國家的禁海傳統刺激,自行選擇鎖國作為國家現代化的重要綱領。重讀鎖國思想,至少令我們不再停留在國家內亂層面,而忘記背後國際政經角力的脈絡。只要重新回望風風火火的十七世紀,自能發現日本面對多國的經濟戰爭、中國明清交替、國內準備邁向一統等內憂外患。幕府的外交智慧,幻化荷蘭人為鎖國的最後拼圖,築起領先鄰國同濟的國際商貿視野。

沒有海洋外交的智慧,只會慢慢被他國的海潮淹沒,失卻發展國家的良好時機。日本四百年前的外交謹慎提醒我們,誰成功操控海洋,誰就能進一步發展國家主權,挑戰鄰近國家的影響範圍和控制力。

註1:此為書信譯文,由包樂史翻譯:「The best [way] is to submit to the laws of these Asian countries we deem it to be much better for us to be subjected to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those lands than to resort to arms, as long as it is tolerable and one can still trade profitably there.」 Leonard Blussé, Amongst Feigned Friends and Declared Enemies,原文出自Manuscript H45, KITLV. Patriase Missive of 19 September 1633.

註2:此為書信譯文,由Adam Clulow翻譯:「I, emperor and king of Japan, sned my greetings to the king of Holland (Coninck van Hollat) who has contacted me from such far lands. I am very pleased with the letter and the offering of Your Majesty’s Friendship. I wish our lands lay closer to each other so that we may maintain and increase our newly commenced friendship…」Adam Clulow, The Company and the Shogun: The Dutch Encounter with Tokugawa Jap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3. 原文出自崇傳著,村上直次郎譯,《異國往復書翰集.增訂異國日記抄》,1911,2-3

註3:原文:『冬十月,家光命還末次平藏等所拘荷蘭人。初明鄭芝龍來長崎,與平藏善。及芝龍還明,平藏屢遣商船買絲。嘗泊台灣時,荷蘭人據其地。眾夷來掩襲,悉掠財物而去。舟人逃,還告平藏。平藏聞之憤怒。其友濱田彌兵衛曰:「吾能為子報怨。請為我具一巨艦,使一百人從我。」平藏素豪富,如其言。彌兵衛與弟小左衛門,航海至台灣。荷蘭人入其船檢視,唯有耕具耳。因問其所以來。彌兵衛曰:「此地膏腴,而未嘗開墾。若賜其地,吾且為公等墾之。」蘭人不答。彌兵衛兄弟乃匿小刀於衣中,往見夷酋請之。彌兵衛佯怖,蒲伏而進,突起搏夷酋。眾夷挺劍進小左衛門斬其一人,餘皆逃去。彌兵衛抽刀,擬夷酋胸曰:「汝何為掠我商船?」夷酋謝曰:「請倍其數奉還。」彌兵衛乃趨出財物,且欲以夷酋還。』石村貞一,《明治新刻 国史略》,1964,明正天皇章

註4:此為書信譯文,由包樂史翻譯,原文出自François Valentijn, oud en nieuw Oost-Indie, 1856,v3,165

註5:原文:『綱等至島原,肥後守細川光尚,帥兵萬餘人。信綱巡視城外,謂諸將曰:「賊皆愚民。諸君侮之,所以取敗。請築長圍以困之。」眾皆從之。立花宗茂、細川忠利、黑田忠之、鍋島勝茂、有馬豐氏、松平重直來會。信綱召荷蘭人於長崎,命發巨熕於城中。忠利、忠之亦遣舟師,發銃攻之。賊困造土室禦丸。』石村貞一,《明治新刻 国史略》,1964,明正天皇章

註6:原文:『彼が、オランダの会社の商人が日本に住み、繁栄しているのを感謝するためなら、大使を送る程のてとではない。国王或いは有力者の大使は、 我々が理解する所では、国王の用務について話すためで、商人の用務について話すべきてなく、戦争の援助を求めたり、援助を申し出たりする用件でなければならず、名誉よりわ面倒をひきおてすものである。』永積洋子,《平戶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東京:岩波書店,1969),v4,219

註7:原文:『皇上が我々に命令したてとに、すべて正確に從うだろう。』永積洋子,《平戶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東京:岩波書店,1969),v4,219

註8:原文:『私がキリシタンの国を多く扱って来た時の様に、彼等は何が要求したり、願ったり、訴えるだろう、と思っていた。しかしこれが行われなかったので、多くの困難と流血を免かれた。』永積洋子,《平戶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東京:岩波書店,1969),v4,219

註9:荒野泰典,《「四つの口」と長崎貿易――近世日本の国際関係再考のために》查詢日期2016年12月7日。

註10:岩生成一,《和蘭風說書集成》(東京:吉川弘文館,1977),4-6

本文經作者授權上載。原載於《轉角國際 udn Global》網。原文連結為: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229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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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曾朗天

The Glocal 助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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